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老话题。由于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产业结构总是在不断变化。但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结构调整的方向、任务和重点则各不相同。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进一步暴露了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结构调整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在2009年取得保增长的成功之后，进入2010年，怎样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呢？

扎扎实实发展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的本质是非物质性，直接以钱生钱，是在实体经济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价值运动体系。

美国之所以出现金融危机，除了金融监管当局的政策失误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实体经济增长乏力，实体经济在美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重下降，投资实体经济利润下降。

关于美国实体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有这样一种判断，即新世纪[41.25 1.85%]以来，科学技术创新成果不足，特别是2000年纳斯达克指数下跌、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使发达国家的IT产业进入以调整为主的新阶段。

最近几年，IT产业也没有更新的技术和更成熟的产品投入大规模的产业化生产；生物工程技术研发成果大多数仍处于实验室阶段，并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引领一轮新的科技革命。

另外，尽管奥巴马提出绿色能源新政，并把新能源技术作为战略性产业，但至少目前，它对于缓解美国经济危机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由于新的科技创新成果不足，发达国家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大量剩余资本找不到新的投资方向，于是进入华尔街的资本投机市场，以金融创新的名义进行投机，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金融危机。

我国的经济货币化和资产证券化的程度日益加深，虚拟经济发展很快，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从我国这两年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可以得见，我们必须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既要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更要防止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引发泡沫经济。

在中国的现阶段，仍然必须要扎扎实实地发展农业、工业、先进制造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等实体经济。这是中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首先要明确的问题。

先进制造业仍是综合国力的基础

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和就业压力，决定了目前产业结构的多层次性，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还不可能完全退出或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又不能长期停留在主要依靠比较优势、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必须积极推进产业升级，避免产业结构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就实体经济而言，就是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产业结构——高新技术上不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下降，被成本更低的商品所替代。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要发挥比较优势，虽然目前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但和发达国家间经济结构的互补性依然存在，但我们应看到，长期完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有很多局限性。18世纪到19世纪，英国等西欧国家出口工业品，与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等南欧各国交换农副产品，认为这种交换对双方都有利，这就是大卫·李嘉图的国际贸易比较理论产生的经济背景。东欧早在历史上也主要以提供农产品[13.88 2.51%]和手工艺品为主与西欧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品进行贸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与东欧国家成立了经互会，东欧国家提供农副产品和轻工业产品与苏联进行产品交换。现在，南欧和东欧的一些国家虽然也是欧盟成员，但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显著落后于西欧国家，它们的产业结构高端升不上去，低端优势已经丧失。

中国劳动力成本在逐渐上升，是不可逆转的趋势。2002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出口的大幅度增长主要得益于加入WTO，到2009年底我国已经把平均关税降到8.9%，加入WTO时的承诺已全部兑现。与此同时，加入WTO后由于贸易条件的变化促进我国出口井喷式增长的时代也已经结束。

我国的国际贸易条件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资源密集型行业受到原料涨价的压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必须大幅度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和国际竞争力。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也遭遇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以及日元升值的压力，虽然这种负面影响持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但日本的产业结构已由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资源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为主导转向汽车、电子、半导体、家用电器等附加值高的产业为主导，这样，即使在日元升值等不利条件下，它在这些领域的竞争力依然能够保持。

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德国受到的冲击和影响，相比美国、法国和英国要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以先进制造业为基础，产品在国际上仍有很强的竞争力。

所以，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积极推进产业升级，在坚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必须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并加强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提升整个工业的竞争力。

结构调整如何着手？

中国的结构调整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消除结构性短缺和结构性过剩，实现市场供求的平衡；二是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门、地区和企业转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工业竞争力。

一、必须淘汰落后产能

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新建项目从局部看，可能具有一定合理性和必要性，如短期内能够扩大就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等。但从全局考察，这些新建项目投入生产后，并不能增加新产品的供给。而是进一步加剧一般性产品供大于求的矛盾，出现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等外部不经济性，还导致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降低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必须下决心淘汰落后企业，扩大需求不可能救活所有企业。

二、生产要素必须集中化

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是必然趋势，尤其是资本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如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火力发电、主要建筑材料、交通运输设备制造、造纸等行业，应当促进生产要素的集中。

在大量消耗能源、原材料的重化工业，如发电、石油化工、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冶炼、水泥等行业，大企业的技术经济水平要高于中小型企业。我国发电用煤消耗，全国平均为380克/千瓦时，而采用30万千瓦以上的大型发电机组的煤耗平均为320克/千瓦时。如果全国都能达到大型发电机组的技术水平，一年就可节省20%的发电用煤。

提高基础产业进入门槛，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国有大企业集中抑制了民营资本进入基础性产业，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于是就出现了“国进民退”的问题。从法律和政策上看，并不存在阻碍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密集型基础产业的障碍，但民营企业要进入并做大这些行业，需要解决生产关系上的两个问题：一是从家族独资形态转向资本多元化和社会化，这样才能解决单个私人资本不足的矛盾，以适应基础产业因技术构成所决定的资本有机构成高、资本投入强度大的客观要求；二是在资本多元化、社会化的条件下，民营企业必须实行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信任不具有血缘关系和裙带关系的外聘专业经营管理人才，通过委托代理制来克服家族治理与资本社会化大型企业间的矛盾。

三、必须加强生产社会化与专业化分工

结构调整还需要推进中国的社会化与专业化分工。资源密集型行业要做大，加工制造业企业要做小，发展产业集群，龙头核心企业以研发、产品设计、关键零部件制造为主，众多专业化的小企业为龙头企业配套。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加工组装型产业的规模效益。

同时，隐含在企业内部的服务业要进行第二次分离。第一次分离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实现，将托儿所、幼儿园、医院、学校等企业办社会功能分离出去。第二次分离是要将隐藏在企业内部的生产性服务业从工业企业中分离出来，包括工业设计、设备安装与维修、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仓储、配送、产成品整理和包装等直接为生产服务的业务，还包括市场调查、企业经营管理咨询、财务会计、法律等为企业经营管理服务的业务。这些生产性服务业大多是技术与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由于专业化的分工，有利于减少企业不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进而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而且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特别是增加专业技术人员的就业机会。

四、必须建立有利结构调整的机制

保证市场机制仍然在生产要素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即企业是结构调整的主体，供求关系引导投资方向，价格杠杆和利润率调节企业行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要正确发挥政府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即制定市场准入规则，提供公共产品，运用税收与财政政策调节投资方向，维护市场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维护本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