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总理指出，2009年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困难的一年，而2010年将是我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去年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冲击，而今年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保增长、调结构”等两难问题交织在一起，宏观调控任务十分艰巨。考虑到后危机时代全球化进程和经济失衡的长期性，进一步认识我国制造业在国家竞争和经济增长的长期比较优势，是把握政策的时机、力度和节奏，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发展的关键。

    一、全球化进程虽有挫折，但大的趋势不会改变

    近一段时间来，我国经济高速平稳增长，物价基本稳定，与我国利用国际市场需求，享受“全球化红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全球化进程的进展或收缩直接关系国际分工中“全球化红利”大小，是认识我国外部经济环境的关键变量，也是决定未来我国经济定位和政策取向的重要因素。

    目前，经济相互融合与宏观调控各行其是、部分国家的“资源诅咒”与其他国家经济转型发展等矛盾日益突出和尖锐，制约全球化推进的矛盾增多，而此次危机后的“去杠杠化”、“去全球化”更是让全球化遭受不少挫折，贸易壁垒以及对资本流动的监管可能会有所加强，但全球化趋势仍将持续。

    1、全球优化配置资源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全球资源禀赋、技术进步遭遇进一步发展瓶颈的时候，全球化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

    从本质上讲，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只有三个，一是资源禀赋的增长，可以称为“物的增长”导致的生产力发展，最典型的例子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美国西部发现大金矿等均对当时的世界或者国家经济产生巨大的正向激励；二是技术的进步或广义人力资本的增长，可以称为“人的增长”导致的生产力发展，如工业革命后两百年来生产的物质财富比以前生产的所有物质财富还要多；三是资源配置的制度改进导致的生产力发展，不可否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具有先天的优势。目前，现有爆发性、革命性的技术还没有出现端倪，而资源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紧约束，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矿产资源日益枯竭、物种退化等已经给世界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只有资源在全球优化配置持续提供经济增长的动力。

    危机前，2006年全球贸易占GDP比重达60%，全球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世界GDP总和。2000年国际金融市场每天交易金额仅为400亿美元，而2007年已经扩大到1.2万亿美元一天，7年增长了30倍。世界市场的商品、资金流动极大提升了经济的增长潜力。

    2、全球化并不是“西化”或“美国化”，相反它对现有的经济金融乃至政治格局按照政经实力进行“再平衡”，危机后的各种制度调整恰恰是全球化的内在要求。

    部分学者认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平等交换形成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即资本积累、竞争和利润最大化，已经从意识形态上渗透进世界的每一个角落”(Ellen M. wood，1997)。在一些国家加强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日渐融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时，据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过程，是美国“霸权主义”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过程。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视察讲话中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断使人们重新认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我们应该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终点或结果；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量不可能是平均的，美、日、欧三极确实是主导力量，其中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又是这三极中的主导力量，但这并不妨碍经济全球化的发生与发展。

    全球化要求经济体按照共同的市场规范进行交易，最大程度体现强势参与者的意志和要求。“看不见的手”和“用脚投票”机制要求所有的制度和规范能最大化减少交易成本，促进资源和资金流转便利。因此，“强林法则”自然要求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均要体现资源禀赋最多，实力最强参与者的要求，以减少交易成本。此次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恰恰暴露了以美国为首发达国家的市场力量不足以支配现有制度确定的市场地位，是市场的失衡。而此次危机也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政经实力造成严重的冲击，新兴工业体的相对地位极大提升，包括IMF的份额改革以及G8扩容至G20均体现这种要求，未来这种趋势和全球化进程相互促进。

    二、危机冲击了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但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的国际分工模式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中国在全球化中制造业比较优势不可撼动

    危机前，世界经济可以分为三块。一是以美国、英国等为代表的金融集团，他们利用金融业的比较优势，向外输出金融服务，同时以经常帐户逆差支持消费增长推动经济发展；二是以中国、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和出口集团，通过制造业不断出口获得持续经常帐户顺差。这些国家中投资和进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三是以澳大利亚、俄罗斯为主的资源和农业集团，利用资源禀赋优势，以出口原材料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与此相伴生，第一集团在世界经济中的庞大份额助长金融经济的发展远超实体经济发展，全球金融资产的名义价值是实体经济的16.4倍。

    1、危机冲击了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但比较优势仍是决定格局的主导力量。

    危机后，美国、英国等金融集团开始去杠杆化，推行实体经济再造工程，重回制造业；制造业和出口集团开始强调国内消费，期望刺激内需弥补进出口需求，减少对外依赖。需要看到的是，危机对经济金融格局的冲击并没有违背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模式。制造业和出口集团的产能是根据全球市场来安排的，其产能不容易调整。面对制造业人才的流失和匮乏，金融集团重回制造业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在产业价值链上的迁移，牢牢把握高附加值领域，这与危机前的国际分工模式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各国仍然按照其比较优势，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承担自己最擅长的部分。这既是市场发展的要求，也体现各国对市场的运行方式进行的微调，但不改变按照相对优势进行生产交换的实质。

    2、中国制造业在产业链中的环节可以向高附加值进行移动，但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不可撼动。《金融时报》的《被颠覆的全球化》一文认为未来制造业将从中国向东欧，拉美等地迁移，中国可能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其依据是：第一，能源价格的高涨和能源供应不足使国际运输成本攀升。第二，全球制造业向中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集中，产生了“地域性风险集中，增加了系统受供应链断裂攻击的可能性”。但深入思考这两个依据，可以发现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不可撼动。第一，我国能够提供的产业工人居于全球首位，而且单位工资的生产效率也名列世界前茅。中国不仅是制造业大国，在未来更是一个消费大国，巨大的消费市场是许多跨国公司进行投资的主要理由；第二，尽管能源价格和能源供给短期有所波动，但从中长期看，随着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新能源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国际运输费用相对于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所占商品价格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第三，全球制造业的地域集中带来的风险，是国际分工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市场力量自发按照风险-收益衡量形成的国际产业转移，符合效率原则。

    2010年6月24日德勤全球制造业小组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联合发布的《2010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研究报告，显示在成本相对较低和充裕的高技术人才支持下，中国的制造业在未来5年内均为全球竞争力最强劲的国家，突出表现在国外外包生产、外国直接投资等方面，其优势在于创新型人才、劳动力与原材料成本和能源成本与政策等。德勤指出，一个国家的知识资本、创新能力和经济繁荣是促进制造行业稳健发达的重要因素。

    需要看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环境压力十分巨大，资源环境成本已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隐性负债，需要我国制造业向高附加值环节转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三、人多资源相对较少，金融等服务业不太发达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我国的长期竞争优势还是制造业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进步，但人口多、基础差、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金融不太发达等基本国情是制定中国发展大政方针的基本立足点。

    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在某一特定产业上能够获得成功，是由于下面四方面的因素都有利于该产业的发展，这四方面因素是：(1)要素禀赋；(2)企业战略、结构以及竞争对手；(3)需求条件；(4)相关及支持产业。此外，机会和政策是否有利于该产业也相当重要。

    1、我国劳动力众多、素质相对较高，劳工成本相对较低以及巨额的国民储蓄是支撑制造业长期竞争优势的根本所在。截至2008年末，我国经济活动人口7.92万亿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比为6.7%，总量约5300多万，居世界首位。2009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为2.4万亿美元，同样居世界首位。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巨额的国民储蓄决定在劳动密集和资金密集型的制造业具有巨大的比较优势。尽管美国认识到实体经济滞后于虚拟经济的内在弊端，转而开始推行实体经济的再造工程，其凭借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强有力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支持，美国的制造业将对中国制造业地位构成挑战，但需要看到中美制造业分属产业链不同环节，美国的竞争优势体现在资金和知识密集行业，更多与中国是共生互补而非竞争关系。

    2、危机可以对总需求造成冲击，但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并不会受到根本挑战。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相分离的国际分工形成世界经济的“三个中心”，避免了发达国家之间的制度演进的同质化趋势，也避免了发达国家间在资源、市场上的纷争。在这一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以自身的比较优势融入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体系，作为各种要素集聚的东道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制造业基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廉价产品为全球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和物价基本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他制造业国家产品要么在质量上，要么在价格上与中国产品存在比较大的差距，这决定了中国产品仍然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一个佐证是在此次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并没有受到冲击，反而有所上升。

    3、中国制造业配套设施行业相对发达。先进制造需要先进的物流业、信息业等支持，在这方面中国较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具有优势。截至2008年末，中国铁路、高速公路总里程分别为8.0和6.0万公里；港口年吞吐量为43.0亿吨，互联网络用户约为3.5亿人，均为全球首位。发达的物流、信息产业为我国先进制造发展以及进一步巩固地位提供了基础支持。

    4、服务业发展潜力巨大，但现阶段还难以挑战制造业的战略地位。我国服务业起步较晚，起点较低，以金融服务为主的服务业在经济生活中地位将越来越重要，但现阶段难以对我国经济转型有根本影响。一是服务业的边际成本极低，先进经济体的规模经济将对服务市场具有垄断优势，在IT、金融等行业这种赢家通吃的“马太效应”体现尤为明显，中国在这个行业并没有相对优势；二是高速发展的服务业助长了虚拟经济逐步脱离实体经济，并日益庞大，由于没有相应的物质财富支撑很容易成为经济波动的源泉；三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表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满足仍将是经济不太发达、人均收入不太高国家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我国更高层次需求尚不能成为总需求的主流。

    四、重化工业为主的制造业仍然具有竞争优势，是我国平稳度过矛盾多发期的关键所在，需要政策进一步支持

    今年两会上，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两难问题增多”，短期来看主要集中在控房价与保支柱、保增长与控通胀、扩大赤字和增加税负以及货币政策的收紧与宽松等方面，这些矛盾一时处理不慎可能造成经济失速、物价失稳，但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长期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保增长与调结构以及重化工业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矛盾，这些长期、根本性问题决定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趋势和方向。

    毫不讳言，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制造业增长过猛、项目铺得过大，一旦外部需求受到冲击，而国内需求没有相应提高将造成供求失衡、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合理，另一方面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与节能环保之间的冲突或将长期存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难题。但是现在就采用措施抑制重化工业成长，并不是一个好的时间窗口。一是中国正处在人均3000美元左右所谓“成长的烦恼”阶段，各种经济矛盾将处于一个高发期，解决的关键是保持或提高现有经济增速，以空间换时间为各种矛盾最终解决提供足够长的时间缓冲；二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如果其他各国没有对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性调整，也没有重大的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单个国家调整的效果是有限的。有的学者认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尚无发生具有范式革命意义的技术或制度创新，全球经济失衡格局将得以维持；三是广东等地区“腾笼换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试验表明，基于比较优势的“看不见的手”可以更好指导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

    因此，考虑到以重化工为主的制造业比较优势和目前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需要政策进一步支持。

    1、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以及附属行业等配套项目建设，降低产业链内的交易成本。“链”式一体化生产方式使企业可以更多地注重培育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通过优化物流、商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生产企业跨越组织边界的分工，既可以降低组织内部因分工而导致的组织层次过多所产生的较高的组织成本，又可以有助于企业更关注自己的核心能力的培养，通过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

    2、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大力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工资增长应适应劳动效率的提高。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我国人口数量将很快到达峰值，因此单纯依赖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促进经济进步具有不可持续性，只能通过加大教育培训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以劳动力质量的发展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按照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情况增加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促进劳动力的再生产。

    3、引领环境友好的技术进步，加大智力成果的市场化步伐，引导中国制造业向高附加值环节进行转移。增加市场商品的知识含量，是中国制造进化到中国创造的必由之路，也是智力成果从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途径。这需要一方面加强智力成果市场建设，通过市场对智力成果进行价格发现，激励科研工作者进行智力创造；另一方面完善“产学研”联结途径和方式，以市场需求引导环境友好、节能环保科技创新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