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武钢集团总经理邓崎琳此次来京参加两会,带来的议案之一,是建议国家尽快批准启动湛江和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
去年两会期间,本报记者发问:“防城港项目何时启动？”
邓崎琳回答:“只要发改委一批,我们就立马启动。”流露迫切之意。
然而,一年过去了,被武钢视为“生命工程”的广西防城港钢铁项目,不但至今未获国家方面的正式批准开工建设,还被国家发改委要求缓建,“择机再上”。
这意味着,武钢向沿海钢企转型的步伐停滞。
邓崎琳之所以迫切启动防城港项目,在于钢铁产能向沿海、沿江转移,已成为钢铁行业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共识;相比宝钢集团、鞍钢集团,同为中国钢铁业“三巨头”之一的武钢集团,在沿海、沿江战略上,已明显迟了一大步。
在中国钢铁企业将40%以上产能向沿海、沿江转移的产业调整风向标下,依然是中国钢铁业的第一集团率先布局——宝钢之于湛江、武钢之于防城港、山东钢铁之于日照、首钢之于曹妃甸、鞍钢之于鲅鱼圈、河北钢铁之于黄骅港……
但目前转移任务尚未完成一半——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下称中钢协）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沿海、沿江钢铁企业产钢在全国所占的比例不足20%。
据本报记者了解,工信部在钢铁业“十二五”规划的意见征集研讨会上,亦重点提及了钢铁业的“沿海、沿江战略”,钢铁产能继续向沿海、沿江转移,将成为“十二五”期间钢铁业的重要任务之一。
“生命工程”
2000年,中国钢铁业已呈现爆发式增长。10年间,中国钢铁产能由1亿吨增至2010年的7亿吨。
随着产能大增,物流成本在钢铁业生产经营中的地位也与日俱增。公开数据显示,仅铁矿石运输成本一项,武钢吨钢运输成本就比宝钢高出100元左右。按照年产钢2000万吨、进口矿比例85%计算,单是铁矿石运输成本这一块,武钢就比宝钢高出近20亿元。
武钢的竞争掣肘似乎“与生俱来”——由于地处内陆,85%铁矿石依靠进口,矿石资源输于鞍钢、运输条件逊于宝钢。“资源禀赋不足”。
这亦成为邓崎琳担任武钢总经理期间主要应付的一个难题。邓崎琳将武钢未来转型的筹码押在了广西防城港上。
2005年12月,几经洽谈,武钢重组广西柳钢,组建了武钢柳钢（集团）联合有限公司,这是武钢在防城港圈地的前奏。三年后,2008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同意防城港钢铁基地开展前期工作;2008年9月,由武钢、广西国资委共同出资的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揭牌成立,武钢以80%股比掌握控股权。至此,武钢防城港钢铁项目终于有了名正言顺的“业主”。
随后,武钢在广西的发展计划出炉——新成立的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将投资698亿元,在广西防城港建设年钢产量1000万吨的现代化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我国沿海钢铁基地大多采取“港厂结合”的建设思路,武钢防城港项目也不例外——通过两个20万吨级的专用矿石泊位及10万吨级煤炭泊位,将原材料从海船上直接卸抵原料场,部分产品也将通过港口运出,这将大大降低采购和销售成本。
“防城港钢铁项目,是武钢未来发展的生命线。”邓崎琳不止一次对本报记者表示。“临海发力,不仅为武钢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契机,而且为武钢确立国内钢铁三甲地位提供了舞台。”
在邓崎琳看来,目前,防城港项目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据本报记者了解,邓崎琳在今年两会期间,专门就防城港项目的审批问题游说发改委。“坦率地说,防城港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沿海布局是产业合理布局的一部分”。
沿岸“圈地”
正如邓崎琳所说,鞍钢鲅鱼圈和首钢曹妃甸两大沿海基地的建成投产,是我国钢铁业移师沿海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首钢当年选址曹妃甸,亦是遵循钢铁业的“沿江、沿海战略”。京唐钢铁公司副总经理王毅对本报记者表示,选址曹妃甸遵循了钢铁产业布局,在发挥临港优势的同时缩短了物流时间。
在中国“三皇五帝、十八罗汉”的钢铁企业队伍里,武钢、首钢等抢先一步。中国钢铁产能移师沿江、沿海,实质上是重新抢占势力范围,也是新一轮“圈地”运动。
“十八罗汉”之一重庆钢铁的一位高层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沿海势力范围已基本被瓜分,大多数内陆钢厂“想搬都搬不出去”。
除了武钢、首钢、鞍钢、宝钢等已经在沿海圈定的项目,还有新的沿江、沿海基地正在酝酿当中。
本报记者获悉,河北钢铁集团正计划在黄骅港新建一个新的钢铁精品基地。在黄骅港项目之前,环渤海目前已经拥有两大钢铁基地——曹妃甸项目、鲅鱼圈项目。
根据河北省发展规划,通过整合和改造,到“十二五”末,河北省的钢铁产能将由2007年底的1.2亿吨压缩到8000万吨,在产业布局上,逐步向曹妃甸、京唐港和黄骅港转移。
本报记者还从江西省发改委处获悉,江西最大的国有钢铁集团新余钢铁正计划在九江新建一个大型钢铁基地。“江西没有大型钢铁集团,但江西有港口,我们要利用自身港口优势,顺应钢铁产业政策和发展趋势,打造一个沿江型大型钢铁集团”。
城市钢厂环保搬迁也成为“沿江、沿海战略”的伴生效应。
按照产业政策所提,推进城市钢厂搬迁的目的,是“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和集聚发展,减少城市环境污染”。其中,被点名要求搬迁的钢厂,除了首钢,还有广钢集团、杭州钢铁、石家庄钢铁、青岛钢铁、抚顺钢铁、重庆钢铁等。以上钢厂,除了重庆钢铁搬往矿源地区,其他搬迁目的地均为沿海或沿江。
转移之难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参与制订了不少沿海项目的规划方案。他总结:“沿海项目离不开政府推动。”
我国沿海钢铁项目规划方案,从最南的湛江、防城港,到最北端的曹妃甸、营口,目前除曹妃甸和鲅鱼圈已正式获批外,其他项目仍没有获得“准生证”。
李新创表示,沿海基地投资规模都比较大,沿海钢铁企业的规划都在千万吨级,投资总额动辄就六七百亿元;如果包括深加工和延伸项目,一个千万吨的基地,投资就得上千亿元。这么大的投资,就算是资金筹措能力较强的钢铁巨头,亦非轻而易举。
另一难点在于,沿海布局必须结合内地落后产能的淘汰。要想实现向沿海转移,淘汰落后是前提。上述重庆钢铁高层表示,如果把落后的产能先关了,就没法做资金的积累,甚至没法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行。武钢在新建防城港项目时,亦遇到类似问题。
此外,地方利益的再分配问题,也是牵制沿海项目启动的重要因素。“产能转移了,税收也就转移了,地方的利益分配怎么解决？这是钢铁产能转移最为棘手的问题。”李新创说,“这些问题不能回避,今后的规划不能仅仅把目光盯在市场需求的分析上,而应当把社会的协调和稳定纳入考虑范围。”